祭拜炎黃是中華民族又一次覺醒的標記

拜祭炎帝活動已有八屆，拜祭黃帝活動已有十一屆，參加者越來越多，關注者遍布五大洲，動輒數億人。這是為什麽？希望把這項拜祭活動上升為國家級拜祭活動的呼聲漸盛，又是什麽因素、環境、條件激勵而生的？這值得社會認真考慮。如果沒有曆史學、人類學、社會學、古農學、考古學、哲學，特別是世界史學的綜合研究，就不能給予拜祭炎黃以充分的理據，拜祭活動將是水上浮萍。我認為，拜祭炎黃標誌著，或者從一個側麵說明了，中華民族自我意識的高揚，甚至可以說是又一次覺醒的標記。

“問祖炎帝·尋根高平”丁酉年海峽兩岸同胞神農炎帝民間拜祖典禮

在我看來，中華民族的文化覺醒先後有四次。

第一次文化覺醒是武王伐紂，其革命性在於廢除了殷商對“天”的無休止的淫祀，周王朝剝奪了虛無縹緲的王命神授的權威。當然，任何一次社會巨大變革，都會保留著前代的文化元素。“其命維新”的周，“天”的地位明升暗降：尊祖敬宗列為第一，祭天成為王家專利，諸侯、官員、百姓也轉而體現對人的無限尊重。尊祖是因為先人篳路藍縷之不易，以及財物、技術、道德傳給子孫的苦心。相比之下，西方經過神權高於一切的黑暗中世紀，才把神請下寶座。尼采說上帝已死，其實死去的隻是神的軀殼，在人們日常生活中，在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哲學學科研究裏，上帝仍然無處不在。文藝複興後出現的一批科學、思想精英，如牛頓、笛卡爾、培根等，顛覆了《創世紀》，也顛覆了希臘諸神，雖然他們創造了抽象的“自由、平等、博愛”，快速發展了科學和技術，但又把這些推上了神位。即使如此不徹底的文化覺醒，也比我們晚了近四千年。

中國文化的第二次覺醒，是秦統一中國。秦剝奪了王公貴族的政治特權，設郡立縣，從平民（縱橫家、士人）那裏選才任職，例如韓非、李斯。可惜其勢太猛，十年即滅六國。周八百年培育的貴族政治，突然灰飛煙滅，再加上秦耗盡人力、物力，法律嚴苛，不倡道德，社會無底線，種種“苛政”誘發了多股力量反秦，始皇定尊十餘年而秦亡。

第三次文化覺醒是從19世紀列強的炮艦和刺刀驚醒了一批“先知先覺”者開始的。經過曲折崎嶇的道路，終於找到了馬克思主義。如何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五千年文明有機結合起來，我們一直沒有停止在實踐中探索發展。

現在我們正在經曆第四次文化覺醒：弘揚民族優秀傳統，與時俱進，體現時代精神；排出機體裏西方“傳統文化”及其變種的激素。這些激素是含毒的，在輸出者那裏，毒性已經不斷發作，造成了當今世界無處不在、無時不顯的種種危機。

西方從牛頓、笛卡爾他們那裏一直走來，到20世紀中葉，一批智者從極度膨脹的“新自由主義”“全球化”所造成的種種惡果中驚醒，急切呼喚：世界不能再這樣走下去了！文化多樣性、不同文化對話、質疑其“傳統”命題、詛咒金融寡頭之聲不絕於耳。而其批判筆鋒之所向，與中國人民的感受相同，他們力圖構建的理論框架又與中華文化相近。可惜的是，在國際交流場合，中國學者的聲音還不多。

中國正在進行的第四次文化覺醒恰與西方文化自我否定的浪潮相遇。如果說17世紀的“文藝複興”是對神權的否定，那麽幾十年來西方主流思潮則是否定之否定；如果說由佛羅倫薩起始的那場思想革命是“人類”第一次的文藝複興，那麽，如今上述的中西合流的浪潮可以視為人類的第二次文藝複興，它所引導的將是多樣性文化不停頓地對話（這意味著彼此尊重、理解、欣賞和學習），各自複觀文化的源頭，反芻祖先的智慧，攜手走向今人難以想象的美妙未來。在這樣一個格局大演變的形勢下，中國的學界（包括自然科學界）是否應該向自己提出並努力回答如下問題：

我們如何迎接這一偉大的變革？

我們能否成為新格局的弄潮兒？

為此，需要怎樣的膽略和風格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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